新葡萄棋牌官方网站.首頁(欢迎您)

西班牙语专业的先行者与铺路人


口述:施永龄,孙义桢,徐瑞华,黄锦炎,王晓红

整理:张婧亭


1956年,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增设了英语、德语、法语专业,加俄语共四个语种。19589月原上海外国语学院增设外贸外语系,设含西班牙语在内的6个外贸外语专业。19608月外贸外语系西班牙语专业开始招生。学校聘请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的张绪华担任教师,建立了西语专业。第一届招生只有10人,教师一人,如此规模并不能单独成立一个系,因此,初期西班牙语专业只是附属于俄语专业。张绪华为教研室副主任。朱孝安为代系主任,邬孝先为副系主任。任淑文担任系总书记。 19612月我校外贸外语专系6个专业并入原上海外贸学院。19614月我校设立西语系(包含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业)。1962年月8月上海外贸学院本科并入我校,其原外贸西班牙语专业并回我校西语系。19642月西语系拆分为德法语系与西班牙语系。19725月西班牙语系增设意大利语、希腊语专业,并更名为西语系。1974年西语系同俄语系合并组成西俄语系。19783月西俄语系增设葡萄牙语专业,并开始首届招生。198011月西俄语系拆分为西语系与俄语系。如今西语系包括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荷兰语5个语种。

匆匆几笔描绘我系近60年的分分合合,而我们应该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些数字和事件,还有那背后我们的先辈们如何在时代的大背景中,顶着压力,坚持信仰,热爱学生,一心教学,为我们西语系今日的辉煌奠定了基石,铺下了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



自古英雄出少年,缺人缺书干劲足


张绪华生于1935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刚毕业的他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秉承着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西语人才的理想来到上外,开设西班牙语专业。万事开头难,这一开头便注定了今后他的人生便与上外紧紧相连。

毕业时,我们也是20多岁。有时会迷茫;有时会彷徨;有时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有时会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朝气蓬勃,青春活力。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或是踏上工作岗位,或是继续求学深造,而彼时的张绪华却在其弱冠之年,以一人之力,开创了一个专业,支撑起一个班。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从1953年开始招生,张老师是第四届学生。他带着求学时期的经验和学习方法来到上外,希望可以把其与第一届的10名学生分享。第一届学生中留校任教的有徐鸿顺和杨曼华。后来他们都为西班牙语专业的教学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另一位鼻祖级的教师是浦允南先生。他的人生用“传奇”概括一点也不为过。浦允南出生于191712月,1940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曾作为语言专家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务。当时国内爆发抗日战争,人民生活贫困,终日被战火的阴霾笼罩。浦先生忧国忧民,作为国民党外交部随员,他被派驻巴拿马半年。虽身在巴拿马,他却深知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心中满满的装着国家的和平大业。在巴拿马,他凭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和有效的学习方法仅仅半年就掌握了西班牙语。巴拿马街头行人来来往往,年轻的他高昂着头,用洪亮的声音、流畅的西语激情演讲,宣传我国人民如何英勇抗战,宣扬正义与和平。在场听众们无不动容,他们听到了中国的声音,中华民族是那样顽强,在日军的战火中依旧不屈不挠。

解放后,浦允南来到华东革大附设上海俄文学校(上外前身)学习俄语,是第一届俄语高级班的学生。而立之年的他凭着扎实的英语基础学习俄语毫不费力,毕业后留校担任俄语系系主任。自古英雄出少年,浦先生凭着自己的语言水平和能力得到师生的一致认可。但不久,他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撤掉系主任的头衔。正逢西班牙语专业创建,精通西班牙语的浦云南便调到西班牙语专业与张绪华、卢传山老师共同执教。浦允南老师还是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组织全国各个专业教师召开学术会议。徐瑞华老师任西葡教学研究中心主任,负责审定教材,专业四八级考试等等。“当时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开会和谐的解决。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徐瑞华老师说。

卢传山老师的人生如秋叶般静美。没有人比他更低调、更默默无闻。当人们回忆的时候,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他是个好人。”搜索脑际,再无其它故事。不知卢老师生于何年,只知他享年87岁。解放前,卢老师在上海的某大学学习英语,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工作。想必他是爱书之人,身在图书馆仿佛鱼翔浅底,自由自在,他博览群书,涉及各个方面。同事王晓红(我系西语退休教师)回忆道:“卢老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但人淡如菊,与世无争并且十分有亲和力。与他交流你会深深被他渊博的知识折服。”孙义桢老师在其仙逝后写文《追思卢传山老师》追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与古巴建交,西语专业迎来第一个小高峰。卢老师凭着深厚的汉语、英语功底,开始学习西班牙语。他从语法着手,很快便熟悉并精通了西语的语法,成为上外西语界的语法翘楚。他精心备课,认真教学,耐心解答同学们的各种疑难问题,成为广大学生的良师益友。除了授课、他还编写教材,甘作年轻教师的铺路石。”卢传山一生未娶。古时有 “梅妻鹤子”,我们不知卢传山老师是以“书”为妻还是以“语言”为妻。


天南海北随意侃,西语水平迅猛增

第二批学生也有10人,留校任教的有黄锦炎,沈国正,廉美瑾。黄锦炎老师回忆说“我上大一时是浦先生给我们上课。大二的学生由张绪华老师代课。浦先生的语言自成一套体系,作为他的学生我们都受益匪浅。后来张绪华老师,卢传山老师和语言学专家王德春老师一起专门研究总结过浦允南老师的语言教学法。”难怪第一届和第二届留校的老师后来都是系里的顶梁柱,难怪他们语法扎实,语音标准,方法灵活,难怪他们深知老师教学之不易,老师们教得认真,学生们学得尽心。

当时上外西语专业的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就是倡导老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当时上外西语专业没有自编教材,用的是北外编写的并邮寄来的油印(就是打在蜡纸上用油印机印刷的)教材。这样,上外学生总是比北外学生晚一个礼拜拿到教材。不过学生刻苦,老师教学也认真得法。没有教材,学生预习就听课文录音,遇到听不懂的生词就查字典,等拿到教材,学生对课文已经相当熟悉,六天的课程只用四天便全部掌握,自习课做作业并且在老师的指导下核对作业。剩下的两天用来聊天,大家用西班牙语讲新闻,谈生活,讲故事,说笑话,天南海北地随意畅谈,师生也是朋友,课上天南海北随意侃,课下打成一片亲近谈。老师鼓励学生说,单词不够用了当场补充,每次下课黑板上都是满满的一黑板常用的新单词。

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的西语口语水平进步很快。当时还有一个提高口语的办法,据黄老师回忆,就是参加各种西语戏剧表演,西语歌曲的活动。“当我们把那些生动的西语表演出来时,我仿佛觉得我的西语是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背的。每次活动后,我都能明显感觉到我的西语上升了一个台阶。”当时硬件条件非常简陋,练习西语听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围坐在一台破旧的录音机旁听磁带的录音,音质很差,声音很嘈杂,学生们几乎是把耳朵贴在录音机上听。听力训练的内容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西语广播录音。这样的练习使学生的词汇和表达可以跟报刊新闻用语同步。每天上课前,值日的同学拿份报纸就能比较流利地把报上的标题和主要内容表达出来。

这使我想到现在的西语教学中老师也会要求我们课前做演讲(presentación)和最近发生的新闻。形式和过去几乎一样,资源上我们可以享用互联网的网络资源和各种图书音像资源,在线浏览国外著名报刊等等,但效果却不如那个大家只有一个收音机的年代学生们的基本功扎实。学习的资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心,心无旁骛地学习西语。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上外西语专业全体同学参加了上海人民声援古巴的游行示威,大家在人民广场齐唱西语歌“要古巴!不要美国佬!”那是怎样一个意气风发的场景啊!几十个上外学生用西语来宣誓决心,表达对古巴人民的声援。试想如果古巴人民知道在遥远的中国,有这样一群中国学生为了古巴人民的正义事业而高歌,该有多么感动啊!


不辞万里来中国 举家留校教西语


建系初期做出杰出贡献的除了这些年轻的中国教师,还有很多外籍教师。其中,贡献最大的应属Pedro一家人。1964年,一对智利夫妇Pedro PachecoAlbetina Contreras受智中友好协会推荐来到上外担任外教。这对智利夫妇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记得他们在教师进修班讲解词汇定义和用法,中国教师提出的问题,他们可以脱口而出回答,详细而准确。我课后查阅原版词典发现解释的和他们的答复几乎完全一致。”黄锦炎老师回忆起外教当年,露出深深地敬佩。

 “Pedro夫妇给我们上第一堂西语课时,由于不会中文,本来担心沟通上有障碍。可是当他们听到学生们嘴里说出流利西语和地道的发音,感觉非常吃惊,开玩笑地说:中国学生的西班牙语说的比他们好(因为他们是拉美发音)。我们学生心里也踏实多了,因为经过外教的验证,我们终于知道我们说的是正宗西班牙语了。”黄老师回忆。

不仅在课上,他们和学生可以说无话不谈,其中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政治话题。Pedro 曾担任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市的政府官员,是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他对政治问题了解深入,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我们强调‘农村包围城市’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他则反驳我们说,在智利只有通过‘议会道路’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黄老师想起了很多当初的故事。尽管师生有时会争辩得面红耳赤,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情谊。在运用中,学生们的西语提高地很快。辩论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也使学生们增长了很多见识。

后来不仅他们在上外教书,他们的儿女也在西语系代课。Pacheco先生是个藏书迷,他来上外时,送给上外图书馆整整50箱书籍。现在图书馆还保存着盖了他的赠书章的西班牙语图书。“我去智利留学时,一次逛旧书店,店主跟我说起他有位老顾客Pedro先生在中国上海教书。我告诉他,Pedro是我的老师,店主话匣子大开,说Pedro是‘图书馆老鼠’,挑书要求很高,买书一箱一箱买。”黄老师回忆。

在异国他乡注定要吃很多苦,而这些外国友人把自己生命中宝贵的时光献给了中国人民。我相信爱是无边境,无国界的。仁者爱人,他们虽未必知道孔孟之道,却表现出了最大的人道主义的“仁义”。虽然后来文革时期的一些不愉快使他们离开中国这片他们热爱的土地,提起中国,提起上海,他们的心里一直有一种别样的爱和情怀。“后来Pacheco先生的儿子还联系过我,说读报纸看到上海的近况,很想再回来教书。可惜我们系里教师名额有限,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徐瑞华老师回忆。


政治第一学业弱,时局动荡教育轻


一个事物的发展成长不可能脱离生长的大环境,西班牙语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的领导人很有远见,周总理召开“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之后,因为翻译的大量缺乏,意识到西班牙语的重要性。1952年在北外开设西班牙语。我们上外的领导人也很有远见,1956年之后增设了英语、德语、法语专业加上之前的俄语共四个专业。但是领导们觉得需要开设更多的语言,就从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班抽调学生学习其它语言。“我大学学了两年德语,后来被抽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学了4年后回校任教。”徐瑞华老师的经历就是这样的。“政治挂帅”面前,我们唯有服从。1964年徐瑞华老师和几百个留学生又被派到古巴留学。学习西语的人才渐渐开始饱和。“大家学习西语的目的不同,后来这些学生大部分都不从事西语了。”徐老师说。

不仅如此1964年开始国内也扩招西班牙语,只是64年一年便招了6个班(后来合并成5个班),65年招了4个班。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这一批学生只学习了一年或者两年西班牙语,可以说是“丢失的一代”。后来这些学生们大多去了工厂上班或者服从组织安排。大量的学生却没有教师,导致这批学生从大一开始就直接由外教教授课程。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只是深深感到这批学生或者说文革这代人之不易。个中艰辛我们无法评判,想必只有亲历者,才能尝到其辛酸苦辣。当然,文革中也不乏自学者。王晓红老师出生于上海,中学便学习了西班牙语有着良好的基础。后来文革开始便派到工厂上班。“上班的时候完全用不上西班牙语,只是心中一直有一种对于西语的热爱和感情吧,后来有机会重新系统地学习西班牙语我身怀感激。”王晓红说。她是1972年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在工厂里吃过苦的学生们学习时也劲头十足。工农兵学员共招了四届,留校的教师有陆经生,缪建华,王晓红,王锁瑛,唐建明等等。

当时施永龄老师任教研室副主任主管教学。“当时有‘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工宣队,军宣队,学校干部,每次有什么需要商量的大家就开会讨论。我一直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支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好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下课经常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可是后来开始强调‘智育第一’和‘政治第一’学术慢慢变的不受重视。73年的时候学校开过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强调学业第一,顶住了这次压力。没过半年,又开始新一轮的批评,我首当其冲。我的学生们都理解我,可是迫于压力还是给我贴了大字报。内容很客气:老师您只考虑我们的学习和业务,怎么不考虑我们的政治教育呢?后来最后一次开会我妥协了,没有再坚持也无力再坚持。”施永龄老师表示。

政治的大环境下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那么弱小,可是施老师一直凭着自己的良知和骨气坚持对的事情和他认为对学生好的事情。工农兵学员,作为历史环境下特殊的一代,老师对他们的培养也是尽心尽力的。“工农兵学员的水平程度不一致,有的学生学得很快程度好,有的学生开始落后步步落后,他们学得越来越吃力。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召开系里开会说想给程度差的这三四个学生补补课,他们不要在大班里上课了,我单独找老师辅导他们。当时我找了最耐心的亷美瑾老师辅导他们。”施老师说。在这压抑的每个人都有些自顾不暇的氛围里,最支持施老师的人是平时话最少、人最低调的卢传山老师。“卢老师一般都很低调,但是该说话的时候他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一直支持我,坚持‘教学第一’学生能学到东西才是我们做老师的最大的欣慰。”施老师提起老伙伴心存感激。

文革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班叫做“培训班”是四人帮在上海挑选了三四十个最聪明的学生找最好的老师培养他们。“我一毕业就被派到五七干校教培训班了,那些学生真的很聪明。后来有很多优秀的人才继续从事西班牙语。”王晓红老师回忆。这一批培训班的学生里留校的有王忠勇老师。且不论四人帮的目的是怎样的,为了这些学生取代老师也好,为了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也好,且不论他们给我国文化事业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使中国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学生何辜!他们只是十几岁的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怀着救国救民的梦想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光阴流转,岁月转淡,我们作为后来人只需了解,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系里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仅此而已。


教育渐渐迈正轨,学生代代续接力

19761977年由于政治原因全国都没有招生,但我们西语系并没有闲着。1975~1976年间广东召开字典会议,时任我系系主任的施永龄老师承接了西语字典的编撰工作。1973年孙义桢老师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施永龄老师把编写字典的重要使命交给了孙老师,他从1976年起主持编写了《简明西汉词典》。自此孙老师便爱上了这项工作,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开始了他的字典人生。共编写了《新时代西汉大词典》、《新汉西词典》、《简明西汉词典》《简明西汉—汉西词典》等多部词典,目前正在编写《新时代汉西大字典》。其中《简明西汉词典》(1986)《新汉西词典》(1999)和《新时代西汉大词典》(2008)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新汉西词典》和《新时代西汉大词典》均居世界同类词典之冠,被国内外图书馆和学者广泛使用,为国家文化交流事业和上外科研事业增添了光彩。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孙老师仍然奋战在西汉、汉西词典编纂的第一线,为《新时代汉西大词典》的问世而风雨兼程。

同时期,上海南方办公室召开会议讨论教材编写。我们上外西班牙语的老师编写的教材主要有张绪华老师编写的《西班牙语应用文》《西班牙语修辞》孙义桢老师编写的《西班牙语实用语法新编》。1978年恢复高考,我校西语专业招的第一个班是上外附中的“附中班”。这些学生有西语基础,底子扎实。1979年之后是通过高考的形式正常招生。由于招收了大量的西语人才,一大批高校开设了西班牙语(包括复旦等大学)导致学生就业分配出现问题,很多人分配工作得不到解决,很多人放弃了热爱的西语。1984年教育部在上外召开了学术会议,讨论西班牙语的招生情况和未来需求,全国西语教师参加。会议表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可以每年招一届学生,上外两年一届,每班20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四年招一届,其它的外国语及综合类院校停办西班牙语。“我当时很着急,这样很多老师都会闲置。怎么办呢?我们教研室就开会讨论,后来变通一下,我们上外也一年一招,每年招10人,这样数量上不违反教育部的要求。后来教育部也批准了。”施老师回忆道。也就是这段时期,出现了七八个学生十几个老师教的奇观,也出现了西班牙语毕业生没有单位想要接收,我校推出了一个英语毕业生必须赠送一个西班牙语毕业生。今日西班牙语成了大热门,在英语毕业生遍地都是的情况下,西语毕业生早早在毕业前被兜售一空,入职理想的企业。我们不能想象曾经西语也有过如此不受重视的岁月。由于就业压力大,比学生更着急的是我们西语系的教师们。他们不知开了多少会议,不知苦思冥想过多少日日夜夜,终于得出一个我们上外沿用至今的政策——双语言、双专业。也就是说西班牙语的学生需加大英语学习的力度,增加英语学习的课程,毕业时要达到英语专业二年级的水平。后来法语系和其它语系也纷纷效仿,如今这一教学已然成了上外小语种教学的特色,我们的学生可以考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和西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供不应求。而初期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当时我校缺乏英语教师,我去和校长聊双专业他觉得很好,可是当我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英语教师开更多的课时他们却有点为难,甚至开玩笑说我是英语专业毕业让我自己教。不过后来英语二系也就是现在的负责英语二外的老师吴浩然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学生加了课。”施老师说。

教育一向是小马过河,一步一步摸索中前进。所以今日我们学习的方法资源政策我们不应该觉得理所当然,这些都是几代人的探索积累下来的经验之谈。以西班牙语精读为例,课前我们会做presentación和新闻复述练习,很多学生叫苦连天。其实这是徐瑞华老师研究出的“耳听写译”的方法。50年代他开始学习德语的时候,外教会给他们读新闻,读三遍,第一遍最后一遍快读,中间慢读。旨在让学生理解文章。稍有不同的是听完他们会写下来进行一个笔头的复述练习。如今我们的学习有互联网等高科技工具和手段,有老前辈们为我们铺好的路,点燃的灯塔,还有国家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政策扶持,如果我们不努力学而不专,如何对得起这些铺路的老前辈们,如何对得起我们的母校和我们自己?

1988年我们具备了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开始招收研究生。第一届研究生是孙义桢老师带的语法方向和张绪华老师带的研究米盖尔··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每位老师带一位研究生,可惜二人均未留校。如今西语系已经可以和国外联合培养博士,招生也趋于正轨。回顾这近60年的岁月,多少感叹,多少唏嘘,也有多少探索成果的快乐和西语师生的情谊,这些不会随着岁月淡去,反而会历久弥新。西语教学的任务已经落到年轻一代人的身上,我们应该承担起“接班”“继承”之责。